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旅游扶贫作为一种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已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地区,特别是旅游资源富集的贫困区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海南岛,凭借其得天独厚的热带海岛生态资源和独特的黎苗民族文化,成为实践“旅游+”精准扶贫的典型场域。自2016年《海南旅游扶贫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出台以来,海南的旅游扶贫工作从政策推动走向深入实践,形成了多样化的模式与案例。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海南旅游扶贫的实践成效,剖析其内在机制与面临的挑战,并探讨未来的优化路径,以期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要深入理解海南旅游扶贫,首先需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旅游扶贫为何能在海南特定的社会经济土壤中生根发芽并结出果实?这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政策、资源、模式与主体协同的产物。
政策引导与顶层设计是关键前提。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与海南本地的扶贫行动计划,为旅游扶贫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框架与资源倾斜。政府通过规划先行、资金保障和基础设施投入,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启动者与协调者角色。例如,在保亭县什进村(布隆赛乡村文化旅游区)的开发中,科学的规划引导了传统村落向旅游综合体的转型,避免了盲目开发。
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是核心动力。海南的贫困地区往往位于生态环境保存完好的山区,如五指山、鹦哥岭周边,这些地区“较少受到外界的干扰和破坏”,反而保留了原始的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构成了发展旅游的独特资本。琼中县的“天上什寒”和保亭县的槟榔谷景区,正是依托高负氧离子的森林生态与深厚的黎苗文化底蕴,成功打造了旅游品牌,将曾经的区位劣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多元扶贫模式的创新应用是实践抓手。海南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旅游+”扶贫模式,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因地制宜:
*景区带动型:以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为代表,景区开发直接为所在地甘什村村民提供了导游、演艺、手工艺制作、餐饮服务等大量就业岗位,使村民从传统农业中解放出来,共享旅游发展红利,实现了“不仅脱贫而且走上致富的道路”。
*区域联动与“大区小镇”型:如保亭县什进村(布隆赛),通过企业投资,对整村进行改造,村民以土地入股,获得租金、股金和薪金,实现了居住环境、产业结构与收入来源的全面升级。
*品牌打造与农旅融合型:五指山市雨林茶乡项目是典型。它采取“公司、科研机构、合作社、农户”多方参与的模式,创造特色茶品牌,将茶叶种植与茶文化体验、乡村度假相结合,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生态文化引领型:琼中县什寒村利用其“海南海拔最高村庄”的生态IP,发展高山乡村旅游,让村民通过经营民宿、销售农产品和提供民俗体验获得收入,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
这些模式共同回答了开篇的问题:海南旅游扶贫的成效,源于在政策保障下,成功地将生态与文化资源通过市场化与组织化模式,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收益,并尽可能让贫困人口成为这一转化过程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旅游扶贫的效应是多元的,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上,更涉及权利、思想、资源等多个维度。参考基于村民感知的效应研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审视:
1. 经济带动效应显著,但利益分配需持续优化。
经济增收是旅游扶贫最直接、最受关注的目标。研究表明,经济带动效应的感知值往往最高。在海南,参与旅游服务的家庭,其收入渠道明显丰富,从单一的种植养殖收入拓展到旅游经营、劳务工资、资产租金等多重来源。例如,在槟榔谷,村民收入与旅游业绩紧密挂钩;在什寒村,旅游旺季的民宿和餐饮收入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支柱。然而,如何建立更公平、透明且长效的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确保发展的红利能更广泛、更持续地惠及所有村民,尤其是弱势群体,仍是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
2. 权利提升与思想进步效应并存,参与深度有待加强。
旅游开发带来了村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思想观念的进步。村民对“获得旅游开发收入权利保障度”和“进行经济经营活动的自由度”感知较高,这说明旅游发展赋予了村民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同时,与外界频繁的交流也促进了村民市场意识、服务意识和环保观念的提升。但挑战在于,村民在更高层次的决策参与上(如“参与景区开发与规划的实现度”、“政策制定参与度”)感知评价相对较低。这往往受限于村民自身的教育水平、专业技能以及现有的治理结构,导致其在旅游发展的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中话语权不足,存在“被发展”的风险。
3. 资源补偿效应感知复杂,凸显人才与配套短板。
旅游发展改善了基础设施,拓宽了信息渠道,也提供了职业培训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贫困地区的“资源贫困”。但一个突出的矛盾是:旅游扶贫在利用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同时,也对当地脆弱的生态与社会文化系统构成了潜在压力。更重要的是,专业人才短缺成为制约海南旅游扶贫提质增效的关键瓶颈。无论是农家乐运营、旅游产品创意开发,还是品牌管理和营销推广,都急需专业化人才的介入。此外,许多旅游扶贫点存在“开发不完善”的问题,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配套不足,影响了游客体验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更清晰地对比不同模式的侧重与特点,以下表格进行了简要梳理:
| 扶贫模式 | 核心机制 | 典型代表 | 主要优势 | 潜在挑战 |
|---|---|---|---|---|
| 景区带动型 | 大型景区创造就业与消费市场 | 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 就业岗位直接,带动效应立竿见影 | 村民对景区依附性强,自主发展能力可能受限 |
| 区域联动/大区小镇型 | 企业整体投资运营,村民以资源入股共享收益 | 保亭县什进村(布隆赛) | 实现乡村整体升级,产权与收益关系相对明晰 | 对投资企业依赖度高,需防范资本过度逐利 |
| 品牌打造/农旅融合型 | 以特色农产品为基础,延伸文旅产业链 | 五指山市雨林茶乡 | 产业融合深,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可持续性强 | 品牌培育周期长,对技术与市场开拓要求高 |
| 生态文化引领型 | 挖掘独特生态与文化IP,发展特色体验旅游 | 琼中县什寒村 | 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模式灵活,村民自主性强 | 规模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需防止同质化 |
基于以上分析,海南旅游扶贫的未来发展,应致力于从“扶贫”向“富民”和“乡村振兴”深化,构建更加协同、精准和可持续的格局。
首先,深化利益相关者协同,构建共建共享机制。必须贯彻利益相关者理论,将政府、企业、社区(村民)、游客等多元主体的诉求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平衡。政府应强化监管与服务职能,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公共利益的保障;企业需承担社会责任,探索更合理的利润分享模式;核心在于提升社区与村民的主体地位,通过成立合作社、培训旅游带头人等方式,增强其组织化程度和谈判能力,使其真正成为旅游发展的主人而非旁观者。
其次,实施更加精准的人才培育与产业赋能策略。针对人才短板,应实施“外引内育”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旅游管理、策划、营销等专业人才下乡;另一方面,大力开展针对本地村民的实用技能培训,如民宿管理、乡土导游、传统手工艺创新、电商销售等,培养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人才和“模范户”。在产业层面,需推动“旅游+”向“+旅游”转变,促进旅游与农业、文化、康养、体育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开发更多具有海南地域特色的深度体验产品和文创商品,避免低层次、同质化的竞争。
最后,坚守生态与文化底线,确保可持续发展。旅游扶贫的初心是利用资源而非消耗资源。必须将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置于开发的前置条件。建立严格的生态红线管控制度,控制旅游承载量,推广绿色低碳的旅游方式。对于黎苗等少数民族文化,要坚持保护性开发的原则,支持村民传承和创新本民族文化,让文化在旅游中获得新生,而非沦为商业表演的噱头。只有这样,海南旅游扶贫所依赖的核心资源——美丽的绿水青山和独特的文化乡愁,才能得以永续利用,最终实现经济振兴、生态优良、文化繁荣、社区和谐的多维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