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提起苏东坡,脑中浮现的常是“大江东去”的豪放词人,或是“明月几时有”的深情兄长。然而,在海南儋州那片被北宋士大夫视为“瘴疠之地”的海岛上,他的另一个身份却更为鲜活——一位在生存绝境中,用锅碗瓢盆与就地食材,完成精神自救的“生活艺术家”。他的美食故事,远不止“东坡肉”的醇厚,更在于海南这片热土上,如何将贬谪的苦旅,酿成了“人间有味”的盛宴。这段历史,不仅关乎风雅,更是一份穿越千年的、关于如何在困顿中发现美与创造力的生存指南。
公元1097年,年过六旬的苏东坡踏上海南,面对的境况堪称绝境:“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物质极度匮乏,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然而,这位天生的乐天派并未被击垮。他将目光投向身边最朴素、最易得的食材——野菜。用蔓菁、芦菔、苦荠等煮成一锅菜羹,并欣然称之为“有自然之味”,还专门写下《菜羹赋》记录这份返璞归真的体验。这碗清汤寡水的菜羹,是他精神境界的第一次落地:在无法改变环境时,便改变看待环境的心境。从追求膏粱厚味到品味“自然之味”,苏东坡完成了美食哲学上的重要转向,这为他后续在海南的“美食创造”奠定了基调——极致的环境,往往能激发出极致的创意。
在适应了基本生存后,苏东坡的美食天赋与创新精神在海南得到了超常发挥。他与儿子苏过的互动,催生了名传后世的“东坡玉糁羹”。苏过见父亲苦于无米,便将当地人用来果腹的山芋(山药)捣碎熬成羹。苏东坡品尝后惊叹不已,连吃三碗,盛赞其“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并骄傲地宣称“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这碗羹的背后,是父子情深,更是化平凡为神奇的智慧。
更大的惊喜来自大海。在海滩的石头缝里,苏东坡发现了大量生蚝(牡蛎)。他兴致勃勃地研究起烹饪方法:带壳烧烤、清水慢煮、佐盐清蒸。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酒煮生蚝”。生蚝的鲜美让他欣喜若狂,甚至带着孩童般的狡黠写信给儿子苏过:“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意思是,千万别让京城那些士大夫知道,不然他们都得争着被贬到海南来跟我抢生蚝吃了!这份苦中作乐的幽默与豁达,让最简陋的食材也闪耀出精神的光芒。
有美食,岂能无美酒?苏东坡在海南还自酿“真一酒”。酒于他,不仅是口腹之欲,更是情绪的伴侣与创作的催化剂。“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的微醺状态,正是他超越现实困苦、抵达精神自由的一种方式。
那么,苏东坡在海南的饮食,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吗?绝非如此。近年来,学界以他“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的诗句为内核,提出“钧天宴”概念,深刻阐释了其饮食文化的哲学高度。所谓“钧天宴”,本意指天庭盛宴。苏东坡将海南的壮丽风光与艰苦生活比作“钧天宴”,这绝非阿Q精神,而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在物质匮乏的现实中,通过美的发现与创造,举办一场丰盛的精神盛宴。
*随遇而安的生存智慧:从黄州的猪肉,到惠州的羊蝎子,再到海南的生蚝、山芋,苏东坡总能因地制宜,将当地最普通甚至被忽视的食材,变成传世美味。这背后是强大的适应能力和“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生存哲学。
*化困厄为艺术的生活美学:“人间有味是清欢”。在海南,他的“清欢”就是一碗菜羹、一碟生蚝、一杯自酿酒。他将日常饮食升华为审美活动和生活艺术,赋予了平凡生活以诗意和尊严。
*情感联结的文化载体:玉糁羹里有父慈子孝,与黎民百姓共饮共食则体现了他的平等与亲和。美食成为他连接亲情、融入当地文化的温暖纽带。
苏东坡在海南仅三年多,但他播下的美食与文化种子,却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历经千年,枝繁叶茂。
首先,是实实在在的“东坡美食”谱系。今天,走在海口、儋州的街头,“东坡老码头”灯火璀璨,汇聚南北美食;酒楼菜单上,“东坡酒煮生蚝”、“东坡玉糁羹”等菜肴赫然在列。生蚝的吃法更是花样翻新,从蒜蓉炭烤到糟粕醋火锅涮煮,让这份千年海味飘出了新时代的奇绝鲜香。夏日消暑的“清补凉”与被誉为“人间绝味”的玉糁羹,共同构成了海南甜品的双璧。甚至连椰子水的美味,也早被苏东坡以“椰树之上采琼浆”的诗句精准描绘。
更重要的是,一种乐观豁达、勇于创造的文化基因。苏东坡向海南人,也向所有后来者示范了一种面对逆境的态度:不要抱怨环境的荒芜,而要主动去寻找其中的丰饶;不要被困苦吞噬,而要用智慧和热情去创造生活的乐趣。这份精神遗产,使得海南的饮食文化不仅是味道的传承,更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探究苏东坡的海南美食,我们最终发现的,并非一份尘封的古董菜单,而是一套鲜活可用的“心灵装备”。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盛宴不在食材的珍稀,而在品味者的心境;最高的创造,往往始于最匮乏的起点。当你觉得生活乏味或处境艰难时,不妨想想千年前儋州海边的那位老人:他可能正就着摇曳的灯火,专注地烤着一只生蚝,然后抬起头,对这片曾被视为绝境的土地,露出满足而狡黠的微笑。这份于至简中寻至味、于困顿中创欢愉的能力,或许才是苏东坡留给我们的,最耐人品嚼的“人间至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