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中国房地产市场时,“任志强”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且充满争议的名字。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海南这片兼具国际旅游岛与自由贸易港双重身份的特殊热土时,“投资海南房产”这一命题与任志强的一系列观点交织,便构成了一个极具探讨价值的议题。本文旨在穿越时空,审视“任志强们”的理念、海南市场自身的剧烈演变,以及当前投资者所面临的全新现实,试图在观点的碰撞与市场的数据中,为理解这一复杂议题提供多维度的参照。
要理解“投资海南房产任志强”这一命题,首先需厘清任志强核心的房地产哲学。他并非简单地鼓吹“人人买房”,而是基于其对中国住房体系的独特解构提出观点。
*“有其所”与“有其屋”之辩:任志强曾犀利地指出,中国住房问题的核心争议在于,社会讨论普遍从“拥有产权的房屋”出发,而非从“有地方居住”这一基本需求出发。他认为,中国政府通过福利分房、保障性住房、农村宅基地等多种形式,已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家庭的“有其所”问题。因此,商品房市场主要应服务于改善性需求和有能力承担市场价格的群体,而非追求全民产权拥有。
*对市场与政策关系的论述:在2010年针对房地产调控的“万言书”中,他表达了强烈的市场派观点,认为过于行政化的干预是“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倒退的开始”,强调应厘清商品房与保障房的界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那么,任志强的观点是否适用于海南?这需要我们结合海南的特殊性来分析。海南作为经济特区,其房地产市场曾深度捆绑于整体经济发展,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一度极高。若纯粹从市场化角度看,海南的生态资源与政策红利(如国际旅游岛、自贸港)似乎蕴藏着巨大的商品房产值潜力。然而,这与海南后续为摆脱“房地产依赖症”所采取的史上最严调控路径形成了直接的理论与实践冲突。
任志强所代表的早期市场化高歌猛进论调,在海南遇到了强有力的政策现实修正。自2018年宣布建设自由贸易港以来,海南的房地产政策主线是“壮士断腕”式的去依赖化。
海南摆脱“房地产依赖症”的核心组合拳包括:
*需求端严格限购:实施“全域限购”,对本省户籍和常住居民的购房套数进行严格限制,有效抑制了投机性需求,使市场未因自贸港利好出现失控暴涨。
*供给端强力管控:
*土地管理:实行商品住宅用地计划管理,大幅减少直至停止供应外销商品住宅项目用地。
*规划管控: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生态核心区、海岸带一线严禁开发商品住宅,从源头引导有序开发。
*财税与考核机制引导:调整省与市县财政分配,将与房地产强关联的税种收入上移省级,倒逼市县发展其他产业;取消部分市县GDP、投资等考核,减少其房地产开发冲动。
这一系列猛药带来了显著效果,也伴随着转型阵痛:
*效果:商品房销售面积从2017年峰值2292万平方米骤降至2020年的751万平方米,房价得到有效控制,市场总体平稳。
*阵痛:2018-2019年,海南经济增速连续两年低于全国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持续负增长。这清晰地表明,降低房地产依赖在短期必然承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
即便在严格调控下,海南房产是否仍有投资价值?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超越简单的涨跌预测,深入当前市场的核心风险点与制度变革。
一个核心的自问自答:当前投资海南房产最大的潜在风险是什么?
答:期房预售制度下的“烂尾楼”风险及与之捆绑的金融风险。这并非海南独有,却是全国性问题的缩影。2022年,中国商品房销售中期房占比仍高达82.7%,当房价下行预期形成、房企资金链收紧时,烂尾风险便急剧上升。这对购房者意味着,即使区域前景看好,也可能面临“钱房两空”且仍需偿还银行贷款的极端困境。
与风险并行的制度演进探索:
*现房销售趋势:逐步提高现房销售比例被视为控制风险的治本之策,但需平衡房企资金压力和市场供应。
*预付款监管优化:借鉴香港、美国等地经验,通过第三方严格监管预售资金、交房后才放贷等模式,保护购房者权益。
*房贷追索权改革讨论:当前国内住房贷款多为“全额追索”,房子烂尾或贬值拍卖后不足清偿的部分,银行仍可向购房者无限追偿。改革方向是探索“非追索权房贷”,将银行坏账风险与抵押物价值更紧密绑定,促使银行更审慎评估项目风险与抵押物价值,也为购房者设置风险底线。
为了让不同时期的观点与现状对比更清晰,以下通过简表呈现关键维度:
| 对比维度 | 任志强代表的部分早期市场观点(2009-2010) | 海南市场的政策现实与当前挑战(2018-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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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定位 | 强调商品房应服务于改善与有能力者,保障体系解决“有其所”。 | 严格限制商品住宅开发,大力发展安居型商品住房,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体系。 |
| 政策角色 | 担忧行政调控过度干预市场,主张清晰界定市场与保障边界。 | 实施“全域限购”等强力行政调控,并运用土地、规划、财税等工具深度引导产业转型。 |
| 风险焦点 | 更侧重于市场供求与价格波动风险。 | 叠加了期房烂尾风险、家庭高负债风险(居民债务收入比已达143.9%)以及宏观调控下的行业系统性风险。 |
| 对海南启示 | 认可特殊区位资源的市场价值潜力。 | 潜力需置于“去地产化”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大框架下重新评估,单纯炒作资源的时代已终结。 |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探讨“投资海南房产”已不能简单援引任志强等市场派在十多年前的论述框架。海南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在特定发展阶段,有能力也有决心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工具,扭转经济发展对单一产业的路径依赖,即便这意味着承受短期阵痛。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投资逻辑的根本性变化:
1.从“政策套利”转向“价值共生”:过去依赖政策红利催生的房价普涨模式在海南已难重现。未来的价值将更紧密地与自贸港实体产业进展、人口结构优化、配套设施完善等长期基本面挂钩。
2.风险意识必须置于收益预期之上:在期房销售制度未根本性改革前,详细审查开发商资质、项目资金监管情况,甚至优先考虑现房或准现房,是比判断房价走势更重要的风控步骤。
3.理解住房的多重属性:在海南“安居型商品住房”等政策背景下,房产的居住保障属性被强化,投资属性被规范。投资需要更精细地识别真正属于市场化、改善型的高品质供给。
最终,海南的故事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房地产未来的极端但富启示性的案例:当一片土地毅然选择与“房地产依赖症”切割,它所经历的转型阵痛、制度探索和最终可能形成的新平衡,对于理解整个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复杂性与可能性,具有超越房地产本身的深远意义。投资与否的答案,不再存在于过去的口水战或简单的看多看空之中,而存在于对这场深刻转型的持续观察、理性解读与风险敬畏之中。
